吴增定丨家庭与城邦 ——从柏拉图的《理想国》谈起

古希腊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就是家庭和城邦的关系。古希腊人认识到,人既需要家庭,又需要国家。假如人只有家庭,那么人与人之间必然陷入血腥的家族仇杀,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私利,城邦不可能获得团结和统一。如果只有城邦,那么人与人之间就是冰冷冷的陌生人关系。所以对人来说,最好的结果就是家庭和城邦都需要,二者缺一不可。但是非常可悲的是,这两者在人性深处往往是不兼容的,注定会产生冲突。这是希腊悲剧的智慧。在这一点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与其说是解决希腊悲剧的问题,不如说是调和问题,甚至回避问题。当然,回避问题并不是一个贬义词,而是一个更高层次的解决,是对一个不可解决的问题的解决。

吴增定,男,安徽庐江人,1972年生,1999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获博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现代德国哲学和政治哲学,著有《尼采与柏拉图主义》(2005)、《利维坦的道德困境:早期现代政治哲学的问题与脉络》(2012)、《斯宾诺莎的理性启蒙》(2012)、《〈敌基督者〉讲稿》(2012)等。

众所周知,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思想,也就是完全废除私人的婚姻和家庭。这一思想作为柏拉图《理想国》中最有争议的思想之一,几乎受到了后人众口一词的批判,即使最坚定的柏拉图主义者似乎也很难为之辩护。对于中国人来说,柏拉图的这一思想更是显得荒谬绝伦。因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尤其是儒家——特别看重家庭,儒家几乎所有的美德、德性、道德法则、日常行为规范等,都是从家庭伦理中推出来的。比如说“仁者爱人”的起点是爱自己的亲人,然后由此推广出去。我们中国古代有一个说法——“国家”,一直流传至今。我们一直是“家”“国”并用。这是中国古代一个基本的价值取向。中国人一直倾向于认为国是家的放大,比如说中国古代的天子一方面是最高的政治权威、政治首脑,是一个国家的形象;但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父亲的形象,也就是说,天下的臣民某种程度上来讲都是他的子民。所以说皇帝实际上代表了两重身份,一重是政治权威,另外一重是家庭中的父亲权威。在传统儒家的熏陶培养之下,我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认为“国”就是“家”的放大,天子或皇帝的两重身份,应该是和谐一致的,没有什么矛盾。

但是我们大概很少想到,中国古代政治的这两个取向——“国”和“家”——有的时候并不是和谐一致的。比如说,我们在看电视剧时,经常会看到历朝历代都有兄弟为争夺王位而相互残杀。如果你做皇帝,那你就不能容忍弟弟跟你争夺王位,如果他跟你争,那你只能把他杀掉。这不是说你这个人有多坏,而是说作为国家最高的政治权威,你不得已而为之。中国有句古话叫“天无二日,国无二主”,通俗地说就是“一山不容二虎”。其实,这种冲突不光发生在中国古代,而且也发生在古希腊时期。所以现在我们把古希腊当作一个背景,一面镜子,先看看他们是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那么,我为什么会关心这样一个问题呢?这要从我在北大的教学经历谈起。我在北大讲授了很多次柏拉图的《理想国》。我们知道,《理想国》中最容易引起争议的部分就是废除家庭。因为柏拉图说,要建立一个完美的、正义的国家,就不能允许私人家庭的存在。每次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多数学生都哗然一片。我记得,三年前我讲过一次《理想国》,到现在还有一位学生跟我论证说,柏拉图是不是疯了,怎么能废除家庭呢。后来我跟他说:“你有没有想过,柏拉图的理智跟我们一样健全,那么他为什么要提出这么一个极端的思想呢?难道他发疯了吗?根本没有,他的理智很正常,否则我们不会给他这么高的地位,我们不会认为“西方后世所有的哲学都是对他的注解。”其实,柏拉图的理由非常简单。他认为,想要国家完全公正,那么前提就是国家的统治者不能有私人的偏好和倾向。比如说,你是国家总统,但你的儿子智力很差,很可能连大学都考不上;作为一个公正的国家总统,你当然不该让他上大学。但是,不要忘了你同时还是一个父亲,你怎么可能容忍自己的儿子将来去打工、去做苦力?作为一个父亲,你天然地在感情上就不能容忍儿子的前途是这样的,否则你作为一个父亲就是失职的。你肯定想让儿子将来过上好日子,想让他上好大学;但是,要让他上好大学,那么你作为一个国家总统就肯定会破坏正义和公正。今天的中国,我们每个人对这些腐败和不公正都感同身受,深恶痛绝。这恰恰是柏拉图要废除私人家庭的初衷。他认为,你要作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就不能让家庭儿女这些私人情感影响你,所以最好的办法是让你根本不知道哪个孩子是你的。孩子生下来就由国家集体抚养。如果其中有一个孩子特别聪明,哪怕他是一个底层农民的孩子,他也应该上大学,做公务员,甚至最后成为国家的精英和栋梁。这才是一个公正的国家。从这一点来讲,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废除家庭,仔细想来,似乎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并不是一个很疯狂的计划。

柏拉图《理想国》中的这些思想,如果追本溯源,并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有一个长久的历史传统。那么,他废除家庭的想法是针对一个怎样的思想传统呢?如果我们读过柏拉图之前的希腊悲剧,我们就会非常清楚,家庭和城邦的冲突恰恰是古希腊悲剧的永恒主题,而柏拉图所回应的也正是这个永恒主题。古希腊的悲剧之所以是悲剧,就是因为它深刻地揭示了家庭和城邦的内在冲突。这种悲剧性的冲突,在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这两位悲剧作家的作品中,表现得非常典型。比如,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悲剧,而它的主题就是两种伦理之间的冲突:一个是克瑞翁代表城邦的伦理,另一个是安提戈涅代表的家庭、亲情、血缘的伦理。而埃斯库罗斯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奥瑞斯提亚》三部曲,比索福克勒斯表现的更加典型。在这部悲剧中,冲突的原因很简单,就是父亲被人杀害,儿子要为父报仇。复仇是古代世界最原始的正义观,它的基本逻辑是:你拿了我应得的东西,我必须得拿回来。我的命是我父亲给的,你把我的父亲杀了,这就相当于杀了我,所以我必须要拿你的命来抵偿。问题是,如果你的杀父凶手是你的母亲,那么你应不应该复仇呢?这就是希腊悲剧所揭示出来的永恒冲突。

[英]西蒙·戈德希尔 著,章丹晨 黄政培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家庭和城邦的冲突并不局限于古希腊。在人类早期,各个民族都发生过类似的冲突。中国古典最典型的例子是《左传》中的“郑伯克段于鄢”。郑伯是长子,理所当然继承王位,但是他的弟弟却要争多他的王位。如果你是郑伯,那么你该怎么办?你是不是要把弟弟杀了?如果你杀了弟弟,你的家庭亲情从此将不复存在;如果你不杀弟弟,那么你的王位就没有了。有的同学可能说,我对政治权力没有兴趣,我把位置让给弟弟行不行?这个想法未免太理想、太幼稚了,因为即使你把王位让给你弟弟,你怎么能保证他不反过来杀你呢?又比如,我们在《圣经》中也会看到类似的冲突。《创世纪》说,人类的罪是怎么来的呢?最早是来自人不听父亲的话。耶和华是父亲,亚当是儿子,儿子不听父亲的话,这就是人的头等大罪。什么叫不听父亲的话?就是父亲给你安排的生活,你不愿意过。《创世纪》一开始就提到伊甸园的故事,说伊甸园里有两棵树,一棵是生命之树,一棵是知识之树。耶和华说警告亚当说,你可以吃生命之树上的果实,但不能吃知识之树上的果实。这个故事的意思被后来各种各样的神学解释搞得模糊不清,其实它的原意很简单。父亲对儿子说,你是我生、是我养的,所以你什么都要听我的,你将来的生活都要听我的,你自己不能选择和思考,我让你考大学你就考大学,让你做官你就做官。儿子说,不行,我的人生道路和幸福得由我自己选择。接下来,亚当自己有了长子该隐,次子亚伯,哥哥为了和弟弟争宠,竟然把弟弟杀了。再后来,该隐建立了人类的最早的城市。人类一代一代地繁衍,但他们的“罪”也一代一代地延续。直到最后,耶和华实在看不下去,就发大洪水把除诺亚一家之外的人类都灭掉了。所以,不尊重父亲的权威,在犹太人看来,就是头等的大罪。这就是所谓“原罪”的开始。在不听父亲的罪之后,紧接着就是兄弟相残之罪。所以说,国家和文明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父亲、兄弟等家庭和血缘伦理的否定和超越。只不过,这种否定和超越被犹太人看成是一种罪。古罗马也有类似的记载。比如说李维在《罗马史》中就明确地说,罗马这个城市的建立同样伴随着兄弟相残。关于这一点,我就不多谈了。

我举这些例子是想说明,在各个民族的古代,家族仇杀和兄弟相争都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跟政治权力的争夺联系在一起。因为在古代社会,当人类从家庭和宗族过渡到国家时,必然会出现某种否定和超出家庭和血缘亲情的新秩序、新伦理。因为在家庭和家族中,秩序的建立和维持往往是靠亲情和血缘,谁在血缘上离我更近,我就对谁更亲、更好。我们中国人以前一般都有亲疏远近的自然排序,首先是自己的儿女父母,然后是侄子侄女等,再以后是外孙外孙女等。当然,我们也知道,当家庭扩大到一定规模之后就会变成大家族,这时候大家的亲情血缘关系就会变得更淡;家族甚至可以再扩大变成部落,亲情血缘关系几乎快没有了。但即便这样,它仍然是一个靠亲情和血缘来维系的。但是,从部落到国家,发生了一个重大和决定性的飞跃。现在,你的身份是一个国家首脑或国王,而不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家长;你处理事情就不能只考虑自己的私人和家族利益,而是必须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王子犯法要与庶民同罪。所以,家庭和国家的冲突不仅仅发生在人类的古代世界,而是植根于人性的深处。这就是古希腊悲剧作家对人性的深刻洞察。

接下来,我首先介绍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两个悲剧作品,把他们对家庭与城邦的冲突问题的思考展开。然后,我们看看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后,我们还简单地提一下柏拉图的高足亚里士多德对他的批评,并且如何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讲完这些之后,我们再把他们同中国古代的相关思想做一个简单的比较。有了这样一个参照系,相信我们对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尤其是儒家,会有一个更深的理解和同情。

我首先要讲的希腊悲剧作品是埃斯库罗斯的《奥瑞斯提亚》。《奥瑞斯提亚》是一个三部曲(trilogy),包括《阿伽门农》、《奠酒人》和《善好者》。故事的背景是《荷马史诗》中记载的特洛伊战争。当时,希腊人军事统帅阿伽门农率领希腊联军远征特洛伊,十年之后阿伽门农回到故乡阿尔戈斯,被其妻子也就是王后克鲁泰墨丝特拉和他的堂弟埃吉索斯联手杀害。第二部《奠酒人》讲的是阿伽门农的儿子奥瑞斯忒斯为了复仇,和朋友联手杀死了他的母亲即王后和他的堂叔。但是因为弑母是头等大罪,奥瑞斯特斯就被代表血缘和亲情的复仇女神紧紧追赶,无路可逃。在第三部《善好者》中,奥瑞斯忒斯没有办法,最后求助于阿波罗,而阿波罗则请雅典娜帮忙。雅典娜在雅典举行了一次“民意测验”,在法庭上让雅典城邦评判奥瑞斯忒斯是否有罪,最后判定他无罪释放。

这个故事的线索非常清楚,讲的是无外乎是家族复仇和王位争夺。那么,为什么称它为悲剧呢?这里,我要和大家简单地解释一下希腊“悲剧”的含义。希腊“悲剧”的核心并不是“悲”,而是冲突,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尤其是伦理和价值之间的冲突。但是,仅仅有冲突还不是悲剧。所谓悲剧性的冲突必须是那些无法化解、无法解决的冲突。在这样的冲突面前,无论你怎么选择都是错的。以奥瑞斯忒斯为例。假定你是奥瑞斯忒斯,如果你作为儿子不为自己的父亲复仇,作为王子不为自己的国王复仇,那么你肯定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但是如果你复仇,那么你必然要杀死自己的母亲,这也肯定是不对的。这是一种两难的处境。

[英] 西蒙·戈德希尔 著,颜荻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

接下来,我具体讲述一下《奥瑞斯提亚》三部曲的冲突过程。首先,我们还是从《阿伽门农》谈起。这个悲剧有一个背景,也就是,阿伽门农将要率领希腊联军远征特洛伊。但希腊人要想跨海远征,就必须要有风,否则船舰就无法远行。古希腊神话认为控制风的权力掌握在狩猎女神和月亮女神阿尔忒弥斯手里。但阿伽门农有一次在打猎中不小心吵醒了阿尔忒弥斯,将她吵醒,女神就大发雷霆,就不再刮风。于是船只就不能出海,无法出征。阿尔忒弥斯要求让阿伽门农献出自己的女儿,就答应刮风。这样一来,阿伽门农就立刻面临着两难冲突:作为国王,他不献出自己的女儿是不对的;作为父亲,他献出自己的女儿是不对的。阿伽门农可谓是五内俱焚。作为一个正常的父亲,他当然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女儿。但是他的部下却指责他不配做一个国王,因为他只关心自己女儿的命运,不关心全体希腊人的命运。于是阿伽门农万般无奈,只好献出自己的女儿。不过,阿伽门农的妻子,也就是王后,却因此对他产生了极端的仇恨,并且发誓要复仇。在古希腊,男人和女人的身份有很大的差别。男人有多重身份:作为城邦的公民,他是一个公的身份;作为家庭成员,他又是一个私的身份。阿伽门农既是家庭中的父亲丈夫,又是国家的国王。但是女人只有一个身份,她是完完全全属于家庭的。对于王后来说,女儿是自己的心头肉,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但是男人、丈夫算什么呢?丈夫跟自己没有血缘关系,死了可以再找。而女儿是自己的,却被一个跟自己血缘无关的男人杀死了。为了复仇,她找了阿伽门农的堂弟埃吉索斯作为帮手。那么,埃吉索斯为什么答应王后呢?因为他也要复仇。这当然又是一个long long story,又是一段血海深仇。简单地说,阿伽门农的父亲阿特柔斯和埃吉索斯的父亲苏厄斯特斯是亲兄弟,但阿特柔斯怀疑苏厄斯特斯勾引自己的妻子。为了复仇,他设计抓住苏厄斯特斯的儿子,将之剁成肉酱,并且煮熟,然后让苏厄斯特斯吃。等苏厄斯特斯吃完之后,阿特柔斯告诉他,他刚才吃的是自己儿子的肉。苏厄斯特斯含恨自杀,并且在自杀之前发了一个毒誓,诅咒阿特柔斯家族永远不得好报。所以埃吉索斯要为自己的父亲和兄弟复仇,当然是天经地义的。于是俩人一拍即合,设计把阿伽门农杀死了。埃吉索斯还进一步篡夺了阿伽门农的王位。我们可以看到,故事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做事的完全正当的理由,不能指责任何一个人。在这个悲剧中,每一方都把“正义”挂在嘴边,每个人都声称自己是正义的。

在《奠酒人》中,埃斯库罗斯讲述了阿伽门农的儿子奥瑞斯忒斯的复仇。阿伽门农的儿子在很小的时候就被王后送走,因为王后不愿意让儿子知道她母亲杀死父亲的事情。很多年之后,奥瑞斯忒斯回到故乡,要为父亲复仇。他复仇的原因非常充分:首先,他的父亲被杀;其次,他的王位被篡夺。无论在什么意义上,他都应该复仇。在古希腊人眼里,复仇是一种自然和原始的正义。古希腊人完全不理解基督教和现代社会所谓的博爱,他们认为复仇是一种非常正义和高贵的行动。设想一下,假如你的父亲被人杀了,你却不去复仇,那么你只能说是猪狗不如,根本不配活在这个世上。因为你的生命是父亲给的,你有义务为父亲复仇。所以,奥瑞斯忒斯为父亲复仇是天经地义的,是一种原始的正义。但是他在伦理上却陷入了纠结,因为他的杀父仇人恰恰是自己的母亲。这个悲剧的具体情节,大家可以自己去看。我提醒大家注意其中一段对话。当奥瑞斯忒斯用剑指着自己的母亲时,双方有一段非常经典的对话。奥瑞斯忒斯的母亲,也就是王后,对奥瑞斯忒斯说:你无论如何都不能杀我,因为我是你的亲生母亲,你是我身上的肉,你是喝我的奶水长大的;无论我做了什么,你都没有资格杀死我。但是,奥瑞斯忒斯反过来指责她说:那么,你怎么能忍心杀死和自己同床共枕的丈夫?王后为自己辩护。她认为,她和阿伽门农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他们之间——用现代的话说——只是一种后天的契约关系,所以杀死他不是什么大罪。但是,阿伽门农却杀死了她的女儿,这当然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倘若我们分别站在奥瑞斯忒斯和王后的角度想一想,就会发现他们的说法都有道理。王后这样说了之后,奥瑞斯忒斯了有点下不去手。他的朋友普拉德斯给他打了一针强心剂,让他不要违背神的诺言,给父亲和国王复仇。于是,奥瑞斯忒斯最终痛下杀手。但他母亲在临死之前,也给了他一个诅咒。一个人杀了自己的母亲,无论是出于什么理由,都不能给自己辩护。从此之后,他将在这个世上永远不得安宁,永远受到复仇女神的惩罚。他永远是一个肮脏的人,罪孽深重的人,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归属。奥瑞斯忒斯猛然觉得,复仇女神像恶狗一般紧紧地追赶他,迫使他不得不四处流亡。

接下来是第三部《善好者》。这部剧一开始就提到,奥瑞斯忒斯因为犯下弑母之大罪被复仇女神追赶,无路可逃,不得已向太阳神阿波罗求救。阿波罗不仅是一位新神,而且是一位男性之神,他代表了父亲、城邦、理性和光明。而复仇女神是传统的旧神,代表了所有女性和家庭的价值。因为奥瑞斯忒斯,复仇女神与阿波罗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复仇女神指责阿波罗对奥瑞斯忒斯的袒护,认为他否定了家庭、血缘和亲情这种神圣和古老的价值。试想,假如儿子杀害母亲都可以容忍,假如弑母之罪都得不到惩罚,那么人世间还有什么正义可言?假如这个底线都能突破,那么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呢?而阿波罗则重申,奥瑞斯忒斯为了父亲和城邦复仇是天经地义的。他们双方争执不下,最后找到雅典娜做裁判。雅典娜的身份很有意思。她虽然是一位女神,但她却没有母亲,因为她是从宙斯的前额生出来的。作为一位智慧女神,她想到的解决办法是在她的卫城雅典设立一个特别法庭,由奥瑞斯忒斯和复仇女神双方各自陈述理由,并且让雅典人评判奥瑞斯忒斯是否有罪。而且,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当时雅典在古希腊是一个民主城邦的典范。对希腊人来说,民主是一个新神取代旧神的过程,是对传统伦理道德的颠覆。陪审团的判决结果很有戏剧性,一半人认为奥瑞斯忒斯有罪,另一半认为他无罪,双方僵持不下,谁也不能说服谁。最后,雅典娜投了决定性的一票,认为奥瑞斯忒斯无罪。所以,奥瑞斯忒斯就被无罪释放了。

那么,雅典娜的智慧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事实上,雅典娜与其说是解决了这个问题,不如说是回避,是和稀泥。她真正的智慧在于,她觉得这个问题是永远无法解决的,是永远没有答案的。你要追究谁对谁错,那么结果必然是一代一代的血腥仇杀,“冤冤相报何时了”。因为复仇的每一方都有他们自己的充分理由。对于这个结果,复仇女神当然不会满意,甚至觉得受到了天大的侮辱,于是她们发出了诅咒,控诉雅典娜和阿波罗这些年轻的神明,竟然敢背叛和践踏“古老的法律”。从此之后,包括雅典在内的整个人类世界必将充满罪恶、冲突和仇杀。复仇女神的愤怒当然很有道理。试想一下,假如一个社会允许儿子弑母而不受惩罚,那么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呢?所以说,复仇女神的指控虽然很朴素,但却非常有力量。实际上,在任何民族、任何时代和社会,弑母肯定都是无法饶恕的头等大罪。母亲生你养你,而你不思回报,却竟然杀了她!如果是这样的话,人那么类社会还有任何正义和道德可言呢?!雅典娜无法回应复仇女神的指控,只能恩威并用,一边威胁,一边笼络。她的意思是,你们也不要闹了,这是大势所趋;虽然你们是古老的神明,代表了古老和神圣的传统,但是现在是一个民主的时代,旧的传统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给你们一块地方,让雅典人民给你们祭祀。雅典娜就是用这样的手段平息了复仇女神的义愤。

在整个《奥瑞斯提亚》三部曲中,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个现象:剧中的每个人都把“正义”挂在嘴边,认为自己是正义的,而别人是有罪的或不正义的;但实际上没有一个人是完完全全的罪人,也没有一个人是完全无辜的。后来,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有一个很经典的说法。他说,这是一种“片面的合理性”,也就是说,每个人的行动就自身来说都是合理的,但在整体上却是片面和错误的。因为片面,每个人都会否定自己,并且相互产生冲突,由此克服自身的片面性,在更高的阶段达到新的统一。这就是黑格尔所谓的“辩证法”,我相信大家对此都不陌生。但是,黑格尔的看法显然不符合古希腊悲剧作家的原意。事实上,他们并不认为悲剧中的冲突可以解决,可以在更高的阶段达到统一。对他们来说,家庭和城邦的冲突是必然的,是不可能被化解的。这一点,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体现得更清楚。所以,我们接下来简单地讲述一下《安提戈涅》的剧情和寓意。

要讲《安提戈涅》,当然不能不提安提戈涅的父亲俄狄浦斯。当俄狄浦斯得知自己弑父娶母的真相之后,便戳瞎自己的双眼,并且放弃王位,流亡他乡。多年之后,他的两个儿子,也就是安提戈涅的两个哥哥,为争夺王位而相互为敌。当王位由哥哥继承之后,弟弟便引来外敌入侵自己的城邦,试图以武力夺取王位。颇有戏剧意味的是,兄弟二人竟然在战场上同时杀死对方。于是,城邦的王位最后落到了他们的舅舅克瑞翁的手里。作为城邦的新国王,克瑞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厚葬哥哥,因为他是保卫城邦的英雄;同时让他的弟弟暴尸街头,不允许任何人安葬他的尸体。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古希腊人有一点跟中国古人差不多,也就是说,他们都承认死者为大。一个人无论生前犯下了多大的罪,只要死了都应该被宽恕,应该入土为安。反过来说,假如一个人死了却得不到安葬,这无疑是对他最大的侮辱和惩罚。所以我们很容易理解,安提戈涅,作为妹妹,为什么要安葬自己的哥哥。当然,安提戈涅这么做就和克瑞翁发生了冲突。她被当成罪犯抓了起来,甚至有可能判处死刑。这些情节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我就不再重复了。我们主要关心的是,安提戈涅和克瑞翁双方都摆出了什么理由。安提戈涅的逻辑跟《善好者》中的复仇女神差不多。在一个妹妹眼里,没有什么有罪的哥哥和无罪的哥哥之分,哥哥就是我的哥哥,手心手背都是肉。当克瑞翁指责安提戈涅违反了法时,她断然否定。她认为克瑞翁所说的法只是城邦的法,是人制定的法,但她自己遵守的却是神的法。神的法是家庭、亲情和血缘的法,是比人的法或城邦的法更古老、更神圣。

克瑞翁的理由也非常充分。在他的心目中,城邦的法就是唯一的法,必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假如人人都像安提戈涅用亲情和血缘的原则来挑战它,那么法和城邦的权威何在,又如何能够让人服从?我觉得,以前人们对这个悲剧多多少少有一点误读,太过偏袒安提戈涅,同时过于贬低和丑化克瑞翁。其实,我们需要设身处地地站在克瑞翁的角度,认真地考虑一下当时他和整个城邦的实际处境。这个城邦经历了这么多的内乱和战争,一直在风雨飘摇之中:首先是老国王拉伊俄斯被人杀死,然后是新国王俄狄浦斯杀父娶母,之后又是两个王子为争夺王位自相残杀。当克瑞翁继承王位之后,他首先需要做的事就是恢复国家的秩序,恢复法律的地位和权威。俗话说,“乱世用重典”。非常时期需要严刑峻法。否则,谁会尊重城邦和法律呢?我们设身处地地想象一下,假如你是一个新上任的国王,并且刚刚立了一部新法,马上就有人有意违法,挑战你和法律的权威,那么你作为国王该怎么办?你只能加倍地惩罚违法者,否则法就如同一纸空文。

所以说,家庭和城邦的冲突是希腊悲剧的永恒主题。通过埃斯库罗斯的《奥瑞斯提亚》三部曲和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我们不难理解悲剧的含义。什么叫悲剧?悲剧就是无法化解的冲突,无法解决的问题。这是前苏格拉底时期希腊悲剧作家揭示出来的主题。有了这个大的背景,我们就比较好理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相关思想了。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柏拉图是怎么思考和解决这个问题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之中提出了很多看起来不可思议甚至荒谬的思想,其中最难让人接受的有两个,一个是废除私有财产,另一个是废除私人家庭。先说第一个,也就是废除私有财产。后世很多人把柏拉图与联系在一起,这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二者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柏拉图强调的仅仅是城邦的统治者不能有私人财产,而马克思的则认为所有人都不应该拥有私人财产。柏拉图的意思是,你作为一个城邦的统治者,当然不应该有私人财产;因为一旦你追求私人财产,那么你的统治就慢慢地导向追求私利,不可能是公正的。为什么要废除私人家庭?道理也是类似。因为统治者一旦有了私人的小家庭,他的情感和利益追求就必然导向自己的小家庭。为此,他提出了很多很有意思的设想。比如,孩子生下来之后由城邦集体抚养,父母知道谁是自己的亲生孩子,孩子也不知道谁是自己的亲生父母。在《理想国》的第八卷,柏拉图在谈到一个正义的城邦为什么会败坏时,认为主要的原因就城邦的统治者所考虑的不再是整个城邦的共同利益,而是自己私人和小家庭利益。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柏拉图的本意并不是完全废除家庭,而是仅仅废除私人家庭。也就是说,他恰恰想把整个城邦变成一个家庭,变成一个唯一的大家庭。在这个家庭里,有共同的父亲,共同的母亲,共同的兄弟姐妹,共同的儿女,共同的孙子孙女……等等。这样一来,整个城邦就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争夺了。也不会有冲突了。人与人之间为什么相争呢?我跟你为什么争?我的财富为什么不能给你?我的房子为什么不能给你?那是因为你是你,我是我,我们两个人属于完全不相干的两个家庭。但是,如果我们都是一家人,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我的电脑随你便用,你的房子我随便住,我们都是亲人,大家还有必要争吗?除此之外,柏拉图还提到了其他很多好处。比如说,我一个人受到敌人的伤害,那就意味着整个城邦的人受到伤害;就好比假如一个手指疼,那么整个身体都会感到疼。反过来说,一个人高兴,整个城邦的人都会感到高兴。柏拉图说,你看这个城邦是多么的团结一致啊!这样一个城邦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情感,亲密团结如一家人。这难道不是最正义、最完美和最有力量的城邦吗?此外,你也不用纠结应该提拔谁做官,让谁上大学的问题了。因为任何人都既不知道、也不关心自己真正的亲人是谁。大家很自然地遵循“优胜劣汰”的原则,让最优秀的人上大学、做官,完全不用徇私舞弊,不用走后门、拉关系。

柏拉图的设计听起来当然完全不可行,甚至显得非常荒谬和甚至疯狂。但是,只要我们仔细地思考一下,就会觉得还是非常有启发性的。实际上,我们也经常把城邦或国家比作一个大家庭,甚至比作母亲。我们中国人经常说“父母之邦”,英文中也有motherland,意思就是,祖国是我们的母亲,我们都是她的孩子。此外还由一个跟“父母之邦”相关的词语——“同胞”。什么叫“同胞”呢?就是一母所生的孩子。我们城邦或国家的所有公民都是同胞,都是亲人,而不是不相干的陌生人。比如说,几年前四川和云南都发生了地震。为什么远在东北和西北的中国人会感同身受,并且积极援助捐款?那是因为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同胞,是亲人,是炎黄子孙。反过来说,日本也发生了地震,你作为一个中国人最多大概只会有一些恻隐之心,觉得那么多人死了,很悲惨。但是,你不大可能难过流泪的程度。否则,你就显得太做作、太矫情了。这不是说你就不高尚,而是说这是你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正常和自然反应,因为你不觉得日本人是你的同胞,更不觉得他们是你的亲人。此外,柏拉图的设计还有一个非常合理的考虑。假如你是一个城邦的国王,或者说一个国家的统治者,那么你当然不能只考虑自己和自己家庭的私人利益,而是必须首先考虑城邦的公共利益。这意味着,你必然在某种程度上把整个城邦的公民都看成是自己的同胞或亲人。否则,你为什么会关心他们呢?在这个意义上,柏拉图的意图恰恰是要消除家庭和城邦之间的冲突。

我们在前面说过,柏拉图的这些思想受到了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尖锐批评。不过,亚里士多德的批评并不是全盘否定。事实上,他在很多方面都继承了柏拉图的思想,尤其是对友爱的重要性的强调。所以,我们在最后一个部分先介绍一下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具体批评,然后指出他们的共同点。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批评,是以家庭和城邦的区分为出发点的。在《政治学》一开始亚里士多德就指出,家庭和城邦代表了人性的不同层次,或者说意味着人性的不同秩序。人天生是城邦的动物,是社会群居的动物。人最原始的群体组织是家庭,家庭的扩大就变成家族和村落,村落的结合就是城邦。而城邦是人性的最高层次和目的,和家庭有着本质的区别。他认为,柏拉图的错误就是混淆了家庭和城邦的本质区别,因为取消私人家庭的做法只会把城邦倒退和降低成为家庭。

具体来说,亚里士多德认为柏拉图废除私人家庭的设想首先是不可行的,其次也是不可取的。我们从前一个方面谈起。亚里士多德的理由是,你不可能让父母跟自己的孩子不相认。原因很简单:绝大多数孩子长得都像父母;即使看上去和父母不太像,但是假如拿他和陌生人相比,他的长相仍然会比后者更像他的父母。为了论证这一点,亚里士多德甚至举了一个很夸张的例子。在上利比亚地区有一个部落还处在母系社会,孩子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一个女人和男人生了孩子之后,孩子由母亲单独抚养长大。等到孩子成年之后,父亲再凭借长相把孩子认领回去。这个例子很形象地说明,完全废除私人家庭是根本做不到的。

其次,亚里士多德认为废除私人家庭也是不可取的。为什么不可取呢?因为一旦把整个城邦的私有家庭都废除,那么公民之间的情感和关爱就会丧失,而不会变得亲如一家。这就好比说,一块糖果你吃起来觉得很甜,但是如果把它你扔到一个池塘里,那就基本上尝不出一点甜味了;如果把它扔到大海里,那就相当于什么根本没有糖。这个比喻也能说明,为什么古希腊人认为“博爱”是不可能的。因为爱这种情感一定是有限的。你给了这个人就不能给那个人,给了少数的人就不能给多数的人。如果你爱自己的亲人和兄弟,那么你对其他人爱自然会减少。你不是神,你不可能有无限的爱给无限的人。这是人性的特点。如果你想博爱,那就意味着你谁也不爱,就好比把一块糖扔到了大海里,很快就被稀释得无影无踪,不可能尝出甜味。假如你有一个兄弟,你们自然会相亲相爱;你有十个兄弟,感情仍然有可能维持。但假如你有几百个、几千个、几万个兄弟,那么你怎么可能都爱他们?在爱这个问题上,古希腊主流的政治思想比较接近中国儒家,也就是说,二者承认爱有差等,爱有亲疏远近。亚里士多德也在这个意义上批评柏拉图。他认为,假如柏拉图废除了私人的家庭,那么整个城邦中的爱也会随之减弱,甚至消失。这和柏拉图的本意恰恰是背道而驰的。

亚里士多德还指出,如果废除家庭,那就必将导致人伦秩序的瓦解,说简单一点,就是避免不了。柏拉图在《理想国》也提到如何避免,还讲了很多具体措施。但亚里士多德认为,这些措施都不可能完全防止。但是,如果都不可避免,甚至被允许,那么人类秩序还有什么神圣性可言呢?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首要禁忌就是,就是说父母子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不能够发生性关系。这首先为了物种的健康延续,其次更重要的是建立社会的基本伦常秩序,如父子、夫妻、兄弟姐妹等。

不过,比利亚雷亚尔尽管亚里士多德批评柏拉图,但他仍然在一点上和柏拉图一致。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城邦虽然不是家庭,但必须拥有某种类似于家庭的东西。城邦的公民应该拥有一些基本的共同情感,类似于兄弟之间的友爱,而不能仅仅是一种陌生人的关系,仅仅通过法律或契约来维持。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花了很多的篇幅来讲友爱。他说一个城邦假如只有正义或法律,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样一来,人与人之间就变成了陌生人,仅仅关心自己的法律权利和义务。人与人之间还必须互帮互助,相互团结,相互关心。你为什么要关心一个你不认识的同胞?不是或者不仅是因为你道德高尚,而是首先因为你们之间有一种类似于亲人一样的感情。古希腊人有一个格言“朋友之间,不分彼此”,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亚里士多德是和柏拉图一致的。

总结一下,我认为古希腊的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就是家庭和城邦的关系。古希腊人认识到,人既需要家庭,又需要国家。假如人只有家庭,那么人与人之间必然陷入血腥的家族仇杀,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私利,城邦不可能获得团结和统一。如果只有城邦,那么人与人之间就是冰冷冷的陌生人关系。所以对人来说,最好的结果就是家庭和城邦都需要,二者缺一不可。但是非常可悲的是,这两者在人性深处往往是不兼容的,注定会产生冲突。这是希腊悲剧的智慧。在这一点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与其说是解决希腊悲剧的问题,不如说是调和问题,甚至回避问题。当然,回避问题并不是一个贬义词,而是一个更高层次的解决,是对一个不可解决的问题的解决。

《利维坦的道德困境:早期现代政治哲学的问题与脉络》的正文是五个专题研究,分别针对五位早期现代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里、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和卢梭。通过这五篇研究,《利维坦的道德困境:早期现代政治哲学的问题与脉络》试图揭示一个简单的事实:包括自由主义在内的现代政治哲学从一开始就包含了某种内在的紧张。现代政治哲学的最初动因就是消除基督教世界内部宗教和世俗政治之间的冲突与对立,化解自中世纪以来直至现代早期的“神学政治危机”。

在离开雅典民主繁盛时期近两千五百年之后,我们应该如何阅读希腊悲剧?西蒙·戈德希尔的这本小书一方面将悲剧看作公元前五世纪雅典社会生活和公民话语的有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引入现代文学批评的视角,对希腊悲剧的本质及其涉及的重要问题如语言与城邦、人与城邦、知识与心智、作为戏剧的戏剧等进行了独到的考察。在详细讨论三大悲剧家的剧作的同时,向读者揭示了希腊悲剧中的问题、张力和不确定性。

无论是古典学者,还是希望以一定的批评意识接近希腊悲剧的普通读者,本书都将提供帮助和启发。

本书作为西方古典学经典著作,长期用于古希腊悲剧尤其是埃斯库罗斯的研究与教学中。埃斯库罗斯的三连剧《奥瑞斯提亚》是古希腊悲剧的 奠基之作,从马克思、尼采到现代女性主义,此文本一直受到西方思想界的高度重视,堪称经典的经典。但埃斯库罗斯晦涩困难的希腊语使得对此剧的阅读解释相当不易。著名古典学家戈德希尔教授在这本篇幅极小的著作中,围绕《奥瑞斯提亚》诞生时的社会背景与思想状况,通过古典语文学的方法细致阐释剧中关键语词的复杂性和含混性,抓住“我们如何理解正义、复仇、暴力以及人们对社会、对彼此的责任”这样一个核心问题,深入挖掘了作品本身蕴含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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